语出朱熹《大学或问》：“程子所谓天然自有之中。”

语出《中庸》第十二章：“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

【】孟氏“尧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发见得最真切笃厚、不容蔽昧处提省人，使人于事君、处友、仁民、爱物，与凡动静语默间，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亲从兄真诚恻怛的良知，即自然无不是道。盖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至于不可穷诘，而但惟致此事亲从兄、一念真诚恻怛之良知以应之，则更无有遗缺渗漏者，正谓其只有此一个良知故也。事亲从兄一念良知之外，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为“惟精惟一”之学，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后世而无朝夕者也。

文蔚云：“欲于事亲、从兄之间，而求所谓良知之学。”就自己用工得力处如此说，亦无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诚恻怛，以求尽夫事亲从兄之道焉”，亦无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其说是矣。

【译文】孟子说：“尧舜之道，也就是孝和悌而已。”这是从人的良知呈现得最真切笃实、不容蒙蔽的地方提醒人，使人在侍奉君主、交友、爱民、爱物以及一切运动静止谈话沉默的过程中，都只是去呈现他那一念服侍父母、尊敬兄长的真诚恻隐的良知，就自然没有不是合于道的。天下的事情虽然千变万化，乃至于不能穷问，但只要把这个一想到要服侍父母、尊敬兄长的真诚恻隐的良知呈现出来应对，就不会有遗漏缺失，正因为只有一个良知。除了服侍父母、尊敬兄长的良知之外，再没有别的良知可以呈现。所以孟子说：“尧舜之道，也就是孝和悌而已。”这就是“惟精惟一”的学问放之四海而皆准，即便在后世施行也不会过时的原因。

你说：“想在服侍父母、尊敬兄长的活动中探求良知的学问。”如果从自己用功有体会的角度这么讲倒也无妨。如果说“呈现良知的真诚恻隐，以穷尽服侍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也没关系。程明道说：“践行仁爱从孝悌开始。孝悌是体现仁的一种活动，说它践行了仁爱的根本是对的，但说它是仁的根本就不对了。”这个说法很正确。

语出《孟子·告子下》。

语本《礼记·祭义》：“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

语出《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这句话实际上是程颐所说。

【】“亿”、“逆”、“先觉”之说，文蔚谓“诚则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间有搀搭处，则前已言之矣。惟濬之言亦未为不是。在文蔚须有取于惟濬之言而后尽，在惟濬又须有取于文蔚之言而后明；不然，则亦未免各有倚着之病也。舜察迩言而询刍荛，非是以迩言当察、刍荛当询而后如此，乃良知之发见流行，光明圆莹，更无罣碍遮隔处，此所以谓之大知；才有执着意必，其知便小矣。讲学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着实用工夫，却须如此方是。

【译文】关于“臆测”、“逆诈”、“先觉”等观点，你认为“只要内心真诚，即使是步履歪斜、遍设堤防，也都是良知的作用”。这话讲得很好很好！至于偶尔掺杂搭配的说法，前面已经指出来了。陈九川的看法也不能说错。就你而言，要吸取陈九川的话才完备，而陈九川又必须吸取你的话才透彻。否则你们各自的说法难免都有偏执。舜对于那些浅近的话都喜欢审慎思考并向樵夫请教，并不是因为浅近的话应当思考、樵夫应当请教，舜才这样去做，而是因为良知的呈现和流行光明透彻，没有丝毫障碍蒙蔽，这就是所谓的大智。只要有了执著和臆断，智就变小了。讲学中自然有取舍分辨，但是在心中着实下功夫，就必须这样才对。

语出《孟子·告子下》：“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意为不遍设堤防，不禁止釆购粮食，不要有封赏却不上告。

语出《中庸》第六章：“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

语出《诗经·大雅·板》：“先民有言，询于当荛。”刍荛，采薪之人。

罣（guà）：同“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