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之文，其长处在征引史事，切实精当；又善设譬谕，凡难显之情

东坡之文，其长处在征引史事，切实精当；又善设譬谕，凡难显之情，他人所不能达者，坡公辄以譬谕明之。如《百步洪》诗，首数句设譬八端，此外诗文，亦几无篇不设譬者。此文以屠杀膳羞喻轻视民命，以箠楚奴婢喻上忤天心，皆巧于构想，他人所百思不到者。既读之，而适为人人意中所有。古今奏议，推贾长沙、陆宣公、苏文忠三人为超前绝后。余谓长沙明于利害，宣公明于义理，文忠明于人情。陈言之道，纵不能兼明此三者，亦须有一二端明达深透，庶无格格不吐之态。

“至于兴事首议之人，冥谪尤重。盖以平民无故缘兵而死，怨气充积，必有任其咎者。”数句非儒者之言，亦失陈奏之体。

“此岂为善之报也哉。”武氏之祸，谓由太宗穷兵所致，亦非事实。

“譬犹屠杀牛羊，刳脔鱼鳖，以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姚姬传氏谓东坡此书是子虚乌有之事，方平并未入奏，盖在黄州时闻永乐徐禧之败，神宗悔痛，故追作是文以发挥己意。其以屠杀膳羞为喻，亦是黄州戒杀时议论也。国藩谓东坡好佛，以好杀喻黩兵，理自可通，惟首段言“冥谪尤重”，则失体耳。

《圆丘合祭六议札子》

按，秦氏蕙田录此疏于《五礼通考》中，极辨其谬。盖主天地必宜分祭之说，虽依经据古，确不可易，而苏氏酌时势以立言，亦自不可废也。

《上皇帝书》

奏疏总以明显为要，时文家有“典、显、浅”三字诀。奏疏能备此三字，则尽善矣。“典”字最难，必熟于前史之事迹并熟于本朝之掌故，乃可言典。至“显、浅”二字，则多本于天授。虽有博学多闻之士，而下笔不能显豁者多矣。“浅”字与“雅”字相背，白香山诗务令老妪皆解，而细求之，皆雅饬而不失之率。吾尝谓奏疏能如白诗之浅，则远近易于传播，而君上亦易感动。此文虽不甚浅，而“典、显”二字，则千古所罕见也。

“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镫事。”篇首三百馀字，失之冗漫。汉唐制科对策往往如此。今京曹奏疏，首段亦多浮词。若督抚奏疏，宜就事论事，闲语不可太多。

“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善言事者，每于最难明之处设譬喻以明之。东坡诗文皆以此擅长。

“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四句有倾轧王介甫之意。

“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王荆公新法惟雇役为善政，当日诸君子亦争之不已，厥后司马温公改雇役仍为差役，东坡又力争之。雇役，犹今军中雇募民夫给与饭钱也。差役，犹今掳人当夫，不给钱文也。

“又欲官卖所在坊场，以充衙前雇直。”衙前，犹差总之名也。凡县有大役，如运送官物钱粮之类，则责成衙前为夫役之总。故宋时派充衙前者，乡之富民，立即贫穷。韩魏公、司马温公皆有疏论之。王荆公以坊场为衙前雇价，较之前此全不给钱者，已稍优矣。

“且东南买绢本用见钱”节，买绢之初，本发见钱，后亦失信。拣刺义勇之初，本言永不戍边，后亦失信。以喻王介甫放青苗钱之初，本言不许抑配，不久亦必失信也。东坡言事，或引古事以譬之，或引近事以譬之，取其易晓。

“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馀，何至与官交易。”今之领常平仓谷者，亦皆孤贫不济之人，况宋领青苗钱须还利钱乎？

“顷在陕西，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尝亲行，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又以刺义勇时民怨而帝不闻，喻青苗一事亦民怨而帝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