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身为丞相总理全国各方面政务应办好丞相应该办的事情但他事

诸葛亮身为丞相，总理全国各方面政务，应办好丞相应该办的事情。但他事必躬亲，不分巨细，连公文校簿都要自己校对，对别人总是不信任。蒋琬、费礻韦都是他看重的人才，诸葛亮对他俩也不放心，从未让蒋、费负责一个区域或一支军队的全面工作。他本人也以为统一天下的工作舍我其谁，因而连续五次率军北伐，不辞劳瘁，万事包揽，部下积极性难以发挥，造成从上到下的迷信和普遍依赖心理，每个步骤都要依靠丞相的所谓“锦囊”妙计，而且不能提前打开，只能临时抱抱佛脚。像这样的军队，怎能有机动灵活性可言？怎能随机处置问题？这种教条主义者指挥的军队，怎能不打败仗呢？

诸葛亮向以赏罚严明著称，可是他也区别对象，并不是对谁都严格要求。像对刘备的铁哥们儿关羽，就格外迁就姑息，使他愈加骄傲自大，把谁也不放在眼里。马超归汉之后位列“五虎上将”，关羽很不服气，写信给诸葛亮，问马超“人才可谁类比？”对于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言行，诸葛亮不仅不加批评教育，反而无原则奉承关羽，说马超“当与翼德（张飞）并驱争先，犹未及髯（关羽）之绝伦逸群也！”关羽得了这顶高帽，愈加目中无人，大意失了荆州，造成千古之恨。

还有，诸葛亮无视部属之间的矛盾，明知有碍工作也不管不问。最明显的要算魏延、杨仪这对搭档。他俩一文一武，才能都很出众，可是两人互不买账，闹得不可开交。对此，连东吴的孙权都看得很清楚，预言他俩相处日久必为祸乱。诸葛亮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不加以调解，又不批评教育。在他死后，杨、魏二人终于火并，魏延被人冤杀，并夷灭三族，杨仪也遭流放。这种自相残杀，比打败仗还要可怕。

关于诸葛亮的败绩及其原因，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尽管这些败绩是难以否定的历史事实，但要放到当时的客观环境下进行具体分析，诸葛亮是人不是神，要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力求作出比较公正的评价。

关于对局势把握的问题。《隆中对》是千古奇策，不论前期后期都没大的问题。三国初期的益州是大有用武之地，荆州是进军基地，两者地位如同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诸葛亮并未主观地颠倒轻重次序。对策中关于主力出秦川、偏师出宛洛的钳形攻势，是基于荆、益二州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决策，但是刘备没有很好地落实这一战略方针，加之关羽发生的重大失误，导致《隆中对》后期难以实行。把诸葛亮的整个战略方针放到三国时期特有的战争环境中考察，是蜀汉统一天下所能采取的最佳方案，只是由于在具体环节（如失荆州、失街亭等）上出现了差失，才使整个形势发生逆转，但不能因此说成是战略方面的错误。同时，诸葛亮对于形势的把握和判断也无可指责。对形势判断错误并因感情用事导致惨重失败的是刘备（如东征之役）。诸葛亮屡屡北伐，是为了完成先主之托，且有成功希望，对形势的分析判断是有分寸的。

关于过于谨慎小心，不用奇谋妙计之失。诸葛亮确实事事小心谨慎，从本身原因来说是性格使然。从客观上说，蜀汉国小民少，兵员有限，经不起大的损失，诸葛亮不能不谨慎行事。他不用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是认为此计太“悬危”了。在此之前，曾发生过孟达掉以轻心而被司马懿所擒之事，使诸葛亮好不容易进行的策反工作付之东流。魏延提出的设想，“悬危”处是过低估计了对手，若是夏侯闭城拒战、以逸待劳，蜀军则必败无疑。诸葛亮明白自己的实力，清楚后勤保障情况，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决不冒险。再说，“子午谷奇谋”效果究竟如何，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后人多是分析评论而已。不能以为可以侥幸成功，就埋怨诸葛亮过于谨慎小心，或指责他“奇谋为短”。相反，惜兵慎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正是诸葛亮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难能可贵之处。

关于选贤任能之误，不善于使用人才问题。诸葛亮执政时期同刘备在世时相比，确实是人才较少，英才尤其少，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不是诸葛亮选贤任能有误，也并非他不善于使用人才，主要是与他用人的指导思想有关。刘备去世之后，诸葛亮侍候的是懦弱无能的刘禅，一方面他自己以“相父”的身份小心辅佐，另一方面他怕有才能的人不忠于平庸的刘禅，必须防止在他百年之后有人篡权夺位。所以他在用人方面的主观倾向是宁用奴才，不用人才；多用文士，少用武将；重德有余，用才不足。像刘备的养子刘封，“有武艺，气力过人”，是个可以统揽全局的人物。因为他瞧不起刘禅，难免做点出格的事情。“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杀了刘封，刘备痛哭流涕，可是为刘禅除了一大祸患。诸葛亮的败仗虽然与人才不足有关，但也有另外好处，终刘禅之世，蜀汉没有出过篡逆之人。平庸无能的阿斗，却能安坐天下，这不能不说得益于诸葛亮的算计。只要稳住大局，打几个败仗又算什么？

还有人批评诸葛亮自以为高明，听不进不同意见，这也是站不住脚的。为了广泛听取部下意见和建议，诸葛亮特意设了“参署”机构。他说：参署的作用就是“集众思广忠益”，有了问题，要反复讨论，以求得正确的决策或结论，这就好比丢掉破草鞋而捡了珍宝，何乐而不为？成语“集思广益”就是从这里来的。同时，有了过失，诸葛亮也能主动承担责任。如街亭之失以后，在总结教训时他提出：“自今已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希望大家经常指出他的缺点错误，以便吸收众人的忠虑良策。打败仗有多种原因，不能说诸葛亮听不得不同意见。

这些观点和看法有其一定道理，既不是为诸葛亮的败绩开脱，也指出了他存在的一些问题。评价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也和评价他别的方面一样，一定要实事求是，还其历史本来面目。摆一摆诸葛亮的这些败绩，并不损害他的智者形象，是把他由神变为正常的人。诸葛亮有这么多败绩，为什么难以察觉，反而认为他是用兵如神的常胜将军呢？这与罗贯中的那支生花妙笔很有关系。他在《三国演义》中写诸葛亮六出祁山，实写一次次具体战斗的胜利，详写无比高明的预见，细写调兵遣将的过程，活写对手的虚弱狼狈。而对于每次战争的结局，则是一笔带过。就是诸葛亮的失败，也写得令人钦佩。或演“空城计”，化险为夷；或增灶设疑，败中取胜；或突然撤退，神鬼莫测。这种有详有略、有虚有实的春秋笔法，掩盖了诸葛亮的一次次败绩，于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近乎神仙的诸葛亮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了。